谈到超级大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航母和军事开支，但更深层的门槛在于人口基础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结合。五百年前，西班牙借助几百万人口和火枪扩展领土；进入蒸汽机时代，英国凭借三千多万的人口维持了工业动力；而当美国迎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则依赖超过一亿的移民。到2026年，中国拥有14亿人口、超过一亿的制造业劳动力，及世界第一的工程师资源，支撑着全球约30%的制造业增值。今年三月，合肥的一条无人化产线上，76秒就能生产出一辆整车，周边两百公里内有数千家供应商联动，而美国在招募熟练焊工上却面临困难。根据历史规律推测，每次工业革命的人口门槛都会翻倍，而地球上可利用的物理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

关于大国的兴衰与历史规律的探讨一直存在，从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们曾从产业变革的视角分析这种深层逻辑。国际关系的研究始于分析国际格局，而其核心在于国家实力的对比。若不理解各国实力的变化，很难明确当前的国际政治走向。在过去两百年间，国家实力的对比变化主要是由产业革命驱动的，每一次的产业变革都助推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而使传统大国走向衰落。因此，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是观察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英国的崛起源于蒸汽机革命，美国和德国跟随第二次工业革命崛起，而日本的崛起及东亚经济腾飞，尤其中国的发展，背后都得益于产业的转型与科技进步。要真正理解国际关系，不能忽视产业与科技的影响。然而，产业发展并不是自发的，它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尤其在大国之间产业竞争加剧时，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环境下，强大的人口与国家能力是中国能冲击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础。国家是否能实施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以及如何应对内部既得利益群体，都是决定因素。此外，国家的发展同样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产业政策往往难以成功。

因此，产业政策的研究必须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结合，提出了产业政治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超级大国的竞争已细化至1382个工业小类的供应链，而承载这种规模效应的正是参与大国博弈的超级企业。超级企业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规模效应在现代经济中愈加突出，尤其在战略性产业，整体分析往往聚焦于少数几家领先企业。另一方面，大国竞争日益体现在经济领域，而经济竞争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

在美国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其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与中国全产业链的崛起及自身的金融化密切相关。尽管美国曾拥有全球霸权，无法确保全部产业保持领先地位，类似于大英帝国，传统制造业经历了德国和日本的挑战。这种竞争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而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